<acronym id="k4uuk"></acronym>
<rt id="k4uuk"><small id="k4uuk"></small></rt>
本刊簡介   |    聯系我們   |   

紅山文化生業考古研究十五年述評

2020-06-03 14:04:03

 

   要:生業考古是指通過對遺址內出土的動、植物遺存的科學分析,進而探討不同時空范圍內各具特色的生業經濟。 本文通過對紅山文化生業經濟的多視角觀察,有助于深入認識紅山文化時期生業方式變化,以及經濟模式與文明起源的關系等重大課題。

  關鍵詞:紅山文化;生業考古;動物遺存;植物遺存

  生業考古是指通過對遺址內出土的動、植物遺存的科學分析,進而探討不同時空范圍內各具特色的生業經濟。紅山文化是中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 , 65005000 [1]。 由于紅山文化系統的考古工作開展較早,生業經濟的認識也早有起步,研究視角多涉及生產生活工具的使用[2]、聚落分布與人地關系[3]、社會結構與經濟形態[4]等方面。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紅山文化時期農業經濟徹底取代狩獵———采集經濟成為主導型經濟部門,農業的發展以及由此導致的人口迅猛增長,促使了紅山文化的繁榮,加速了紅山社會的復雜化進程。作為滿足人類基本生存需求的經濟活動, 生業經濟包括農業、 畜牧業、采集、捕撈和漁獵等多種形式,因此要想準確地反映紅山文化的生業面貌,只有通過不同學科的多視角觀察才能有可能趨近,也才能為研究中國文明起源提供合理的生業視角。

  一、生產工具研究

  考古學對于古代技術的研究一般是通過分析與之相關的物質遺存來實現的。這些物質遺存既包括實施某種技術所需的工具,也包括實施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等。生產工具類遺存是認識生業方式的基礎性材料,紅山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生產工具與生活用具, 對這些工具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紅山文化時期不同發展階段的生業方式。

  張星德先生對屬于紅山文化時期的保存較好的并經過發掘的聚落遺址或遺物較為豐實的白音長汗第四期、朝陽小東山遺址和西水泉遺址中的工具遺存進行統計[5],紅山文化砍伐類工具的形體較小, 長度在 10 厘米以下在紅山文化中占到 67%,此類工具并不能在刀耕火種生產活動中被用以砍伐高大的樹木而為古人提供大片的可供種植作物的裸田。 同時,文章將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中工具情況與中原仰韶文化的進行比對發現,二者工具中可以用于農業生產活動的工具,無論是絕對數量或在全部工具中占有的比例,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興隆洼文化中此類工具占有比例僅為26%,趙寶溝文化占 42%,紅山文化占 31%,說明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農業生產在全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遠遠低于仰韶文化,尚不能獨立成為社會經濟中的支柱產業。 其次,在作物成熟之后用以看護莊稼不受鳥獸破壞的射獵類工具在全部工具中的比例, 仰韶文化也遠遠大于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 遼西地區此類工具最多的紅山文化,投射類工具占有的比例還要較仰韶文化平均低三個百分點,僅占 5%。 文章進一步指出,通過工具的分析,遼西地區在新石器時代的農業發展水平始終處于園藝栽培階段的結論是有一定依據的。這可能與當地的自然條件給人們提供了相對充裕的漁獵、采集資源有關,漁獵采集經濟對紅山文化古國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索秀芬先生二道梁遺址紅山文化生產工具統計,結果表明農業工具最多,占 44.6%;次之為手工業工具,占 37%;再次為狩獵工具,占 18.5%。 在白音長汗和西水泉遺址,因加上石葉、石刃等一類加工細石器的剩余產品, 而使漁獵工具比例加大,去掉加工細石器剩余產品后,白音長汗遺址農業工具所占比重高于漁獵工具比重,西水泉遺址農業工具數量與狩獵工具數量接近。 從工具種類和數量看,紅山文化以農業為主,漁獵業占重要位置,手工業是生活中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認為紅山文化已具備一套用于快速清理土地、深翻耕地、高效收割和加工的精良農業石質工具,已經脫離了初級刀耕火種階段,進入到高級的鋤耕刀耕火種階段。 由于缺少中耕除草鏟類等工具,農業還未達到精耕細作程度[6]。陳勝前等對哈民忙哈遺址石器工具組合功能進行分析,認為石器組合比較單純,缺乏真正的農耕工具,相比而言,食物加工工具種類豐富,反映了食物來源多樣,并指出當時人們依賴的是一種以狩獵采集兼營農業的生產方式,并強調植物根莖與堅果的利用, 結合當時的文化背景與自然地理條件,哈民忙哈先民進入到一個此前很少為人利用的農業邊緣環境,并且高度聚居的人口形成對資源的巨大壓力[7]。 哈民忙哈遺址出土骨、角、牙制品近百件,種類包括骨柄石刃刀、骨魚鏢、骨鏃、骨針筒、骨針、骨匕、骨錐、骨簪、號角、角錐、角鉆、牙飾等,還發現20 余件骨角料 ,陳全家先生等對這些骨 、角 、牙制品的選料取材、 加工工藝流程等方面進行詳細研究,從這幾種骨、角、牙制品的制作使用來看,原始居民已熟練掌握打制、磨制、鋸割、剔刮、砍砸、拋光等技術, 并將這些技術運用到工具及裝飾品制作中。 同時,從制品的功能性來說,以實用器為主,分為兩類:一類是從事狩獵、漁獵、采集的工具;一類是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具,裝飾品極少。 這些信息對了解哈民忙哈遺址的工具制作、 手工業發展水平、生活場景等提供了幫助,并能更進一步探尋哈民忙哈文化的整體面貌[8]。

  二、植物遺存研究

  (一)植物大遺存

  植物遺存研究指的是通過考古發掘發現和分析植物遺存,認識和了解古代人類與植物的相互關系,復原古代人類生活方式和解釋人類文化的發展進程。 新世紀以來,隨著浮選法在植物考古學中的運用,經過發掘的興隆溝第二地點、魏家窩鋪、哈民忙哈等紅山文化聚落遺址陸續開展了浮選工作,并出土了大量珍貴的炭化植物遺存,這些植物遺存的發現,對于認識紅山文化時期農業生產方式、農業的比重以及農業與其他生業方式的關系問題提供了大量科學的實證資料。趙志軍先生對興隆溝第二地點進行植物浮選與研究工作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為紅山文化晚期環壕聚落遺址,該遺址出土的炭化植物種子數量非常的少,總計不到 100 粒,其中以硬果類和鮮果類的植物遺存比較突出,如薔薇科的杜梨、歐李和山杏,殼斗科的橡樹,榛科的榛子,胡桃科的山核桃等,發現的栽培作物也是黍和粟兩種,但數量很少[9]。孫永剛先生等對魏家窩鋪遺址開展了系統植物浮選與研究工作[10],遺址浮選出的粟和黍的總量占所有種子的 50%,但是在整體中粟和黍的數量所占很少,綜合浮選結果來看農業所占的比重不大。同時,遺址中還出土了大量的魚骨,說明當地的居民會獲取淡水食物資源對自己的飲食進行補充,通過植物考古研究,認為紅山文化早期雖然已經出現了以粟和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但是這不足以說明粟和黍為當時主要經濟來源[11]。 哈民忙哈遺址年代屬于紅山文化晚期,經過科學的取樣和系統地浮選,在遺址中獲得的炭化植物遺骸中, 包括可能種植的粟、黍和大麻等旱作農作物,用于采集的藜、大籽蒿以及蕤核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遺存,通過對遺址浮選出土的植物遺存以及出土魚類、動物骨骼進行綜合分析,在哈民忙哈遺址先民的經濟結構中,包括有以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生產,同時,采集和漁獵仍然是當時人類生存資源的重要補充[12]。 該遺址中還出土了大量的大籽蒿,大籽蒿是一種我國常見的野菜,分布廣泛,大量的炭化大籽蒿可能表明當地居民對于野菜有了一定的利用,且與堅果類一樣作為食物的補充。 遺址中還出土了大麻的種子,大麻的利用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展開許多遺址都出土了大麻,人們一般利用其植物纖維進行紡織或者食用。由此可見在紅山文化時期已經對大麻進行了種植和利用[13]。

  (二)淀粉粒分析

  植物考古學研究對象主要以考古發現的與古代人類生活相關的植物大遺存,同時,淀粉粒分析也是植物考古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馬志坤先生等對西遼河地區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堿溝、羅家營子和三間房遺址)的 8個典型遺址出土的 12 件磨盤和磨棒表層殘留物古代淀粉粒進行了提取和分析, 發現從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到紅山文化具有野生性質的粟類淀粉粒分別為 84.0%、87.4%、100%、97.0%,并且所占比例從 13.0%下 降 到 3.4%; 而 粒 徑 在16.8μm 以 上 馴 化 粟 淀 粉 粒 比 例 從 55.0% 增 加 到62.1%,同時,在紅山文化時期淀粉類確定為來自食用豆類和大麥屬植物種子[14]。 王春雪先生等對魏家窩鋪遺址平底器類標本內壁表面殘留的黑色灰燼進行了植物殘留物提取和鑒定,從樣品中觀測到植物淀粉粒, 這些點分裂可根據形態分為禾本科、植物地下儲藏器官、疑似堅果的植物種類和未知種類等四類,大量的禾本科淀粉粒在形態上與粟類淀粉粒極為相似,說明這些陶器是紅山文化中的食物儲存器,應該與當時的農業經濟有關,但同時也指出,采集經濟也仍占有重要地位[15]。

  三、動物遺存研究

  動物遺存研究是指對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遺存進行研究的科學。通過科學和系統的收集古代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遺存,開展鑒定、觀察、測量、測試及各種統計和分析, 并結合考古學文化背景,認識古代人類動物資源的利用策略以及遺址點的氣候環境特征, 進而研究古代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生活,探討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索秀芬先生等對紅山文化遺址出土動物遺存進行了系統整理與分析[16],白音長汗遺址紅山文化動物有馬鹿、斑鹿、狍、豬、牛、狗、狗獾、熊、野兔和貝類等,馬鹿數量最多,占 22%,貝類有陸相淡水生東方劍齒蚌等[17]。 紅山后第二住地紅山文化出土動物遺存有豬科、鹿科、?、鳥類動物[18]。 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出土動物遺存種類有梅花鹿、狍、獐、野豬、狗、黑熊、狗獾、野兔、東北鼢鼠、雉和河蚌等,除狗是馴養動物外,其余均為野生動物[19]。 東山嘴遺址紅山文化出土獸骨較多,以豬骨為主,還有鹿骨和蚌類[20]。 目前能夠確定的是狗和豬是家養的。 哈民忙哈遺址共出土動物骨骼 25857 件。動物骨骼分布極廣,在大多數遺跡中均有發現,多見于房址、灰坑之中。 在 41 個房址、33 個灰坑、1 個墓葬、2 條溝、57 個探方地層中均發現動物骨骼遺存,可鑒定標本共 9561 件, 包括軟體動物類標本 1477 件、爬行動物類標本 178 件、魚類標本 129 件、鳥類標本1138 件、哺乳動物類標本 6639 件。 其中可確定種屬標本共 9349 件, 包括軟體動物類標本 1477 件、爬行動物類標本 178 件、魚類標本 64 件、鳥類標本1122 件、哺乳動物類標本 6508 件。 哺乳動物類標本數量占有絕對優勢,占總數的 70%。 從哈民忙哈主要野生動物提供肉量來看,整個遺址的總肉量約4138.5kg。 其中,野豬的所占比例最高,近 60%。 其次為野兔、牛、狍等,但與野豬所占比例相差懸殊。通過肉量的估算,可以推測原始居民對各種動物的依賴程度。 該遺址中,主要依賴的肉食消費對象為野豬,具有無法取代的地位。較依賴的對象有野兔、牛、狍、馬、馬鹿、環頸雉,與野豬一起構成原始居民的主要肉食來源。同時,也會捕獲梅花鹿、獐、魚類、蚌類、鳥類作為次要肉食來源。由此可見,原始居民的肉食來源豐富,肉食結構復雜,肉食對象多元化。從哈民忙哈遺址原始居民對肉食資源的利用來看,人們同時進行著狩獵及漁獵活動。肉食來源以哺乳動物為主,包括野豬、野兔、牛、狍等,并以鳥類、魚類、軟體動物等為輔。 生業模式為狩獵、漁獵、采集兼有的混合型經濟模式,其中主要依賴的經濟方式為狩獵經濟,未呈現畜養及農業經濟的特征[21]。

  四、穩定同位素研究

  穩定同位素分析法最初被用于地質學和古環境研究中。 隨著生物考古學的不斷發展,穩定同位素分析作為研究古代先民食性、環境演變的一個有效手段在考古學中得以廣泛應用。它的理論基礎是“我即我食”,即食物的不同種類將會在動物組織的碳、氮同位素上得到體現。 Barton 等曾根據大量的穩定同位素數據分析出不同 δ13C 值所代表的植食 食 譜 :-10.7‰~-6.8‰、-17.8‰~-12.1‰ 以 及 -22.7‰~-19.4‰分別代表了 C4為主食物源食譜、C3/C4混合食物源食譜和 C3為主食物源食譜[22]。 此外,也可以根據蔡蓮珍等提供的公式計算出 C4食物的百分比含量:X=(20+B/13 B 是所測骨骼 δ13C 值得一千倍,X C4食物的百分含量)[23]。張雪蓮先生等對興隆溝遺址發掘區第二地點進行了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其中紅山文化人骨的 δ13C 值為-5.4%,符合 C4為主食物源食譜,其中C4類食物在興隆洼遺址居民食譜結構中的平均比重為 100%。 劉歆益等對白音長汗和草帽山遺址的紅山文化人骨進行了穩定同位素分析,其中 3 例白音長汗遺址人骨的 δ13C 平均值為-8.8%,符合 C4為主食物源食譜, 其中 C4類食物在白音長汗遺址居民食譜結構中的平均比重為 86.2%。 7 例草帽山遺址人骨的 δ13C 平均值為-9.3%,符合 C4為主食物源食譜, 其中 C4類食物在白音長汗遺址居民食譜結構中的平均比重為 82.3%。 鑒于遼西地區 C3植被的優勢,C4類植物的消費表明了對于粟、 黍的利用。N 在不同營養級之間存在著同位素的富集現象,食草類動物的 δ15N 值約為 34‰,雜食類動物的 δ15N 值約為 79‰, 食肉類動物的 δ15N 值則大于 9[24]。 興隆洼遺址第二地點、白音長汗和草帽山遺址紅山文化人骨的 δ15N 平均值分別為 8.7‰ 、8.7‰和 9.1,顯示出明顯的雜食特性。

  五、結語

  通過對植物、動物、生產工具和穩定同位素的多視角觀察,可以對紅山文化的生業經濟進行合理地總結。作為溫帶森林與草原交錯帶的典型地區,遼西地區具有丘陵山地與河谷兼備的地貌特征,特殊的“邊緣效應” 造就了當地敏感的氣候環境和多樣的生態系統,進而促使紅山文化在生業經濟上存在多樣的應對策略。 在植食方面,盡管 C4植物是利用的教育部名欄———紅山文化·契丹遼文化研究核心,但是以粟、黍為代表的農作物比重卻未占據主要,部分 C3野生植物可能也是利用的關鍵。 在肉食方面,盡管家豬是資源利用的關鍵,但是以野豬、鹿、兔等野生動物卻是資源利用的核心,狩獵經濟是紅山文化肉食資源獲取的主要方式。

  本文由《赤峰學院學報》整理。

紅山文化生業考古研究十五年述評

期刊名稱:赤峰學院學報
主管單位: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
主辦單位:赤峰學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內蒙古赤峰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投稿郵箱:cfxyxbz@163.com

國際刊號:1673-260X
國內刊號:15-1343/N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6
注:本網站為投稿平臺,非雜志社官網

江苏快三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