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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遼代社會:從新角度審視遼代中國北部邊疆社會治理

2020-06-04 15:03:18

   要:《教育與遼代社會》全書由正文 8 章,以及附錄 3 篇組成。 本書闡述了遼代的文教政策及其發展演變、官學教育、私學教育、儒學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遼代教育的歷史地位與歷史局限性,以及遼代皇族教育、女性教育、尚武騎射教育等。 作者博覽群書,視野開闊,窮盡史料,精耕細作。 本書以實證為基礎,歷史與地理相結合,通過教育與遼代社會互動關系的研究,從新角度審視遼代中國北部邊疆社會治理,全面、全方位地闡釋中原思想文化教育在中國北部邊疆各民族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實施過程,及其推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形成過程,對中國邊疆社會治理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遼代;教育;社會;邊疆;治理

  遼是以中國北部邊疆游牧民族契丹族為核心建立起來的政權,實施“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推動了中國北部邊疆社會的文明進程。“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后制度漸以修舉。 至景、圣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升侍從,駸駸崇儒之美。”[1]這一進程,有一個逐步發展進步的過程,與教育和社會的互動關系息息相關。關于遼代的教育史與遼代的社會史,學界有一定的學術研究基礎。但是,在中國斷代史中,遼史的研究一直比較薄弱。 其困窘和蕭條,“最根本的癥結,就在于史料太少”[2]。 因此,受制于史料的匱乏,上述兩個領域的研究,或不夠全面,或不夠深入,至于在遼史的研究中將教育史和社會史相結合,探討教育與社會在遼代的互動關系,以及遼代中國北部邊疆文明進程的研究,其薄弱程度,則超出想象。在中國史研究上,相對于其他斷代,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在如此困厄的背景下,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系高福順教授篳路藍縷,長期致力于相關課題的研究。 作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遼朝教育及其社會影響研究”結項成果,其大作《教育與遼代社會》撰成,且得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委托項目資助出版,是對精心求學和潛心治學者的最大鼓勵。通覽全書,此書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博覽群書,視野開闊,內容全面而深邃

  南宋鄭樵在《通志

  總序》中提到,“大著述者,必深通于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后無遺恨”!督逃c遼代社會》是高福順教授博覽群書的基礎上撰寫的。 舉凡中、日、朝、韓四國,與東漢、唐、遼、宋、金、元、明、清各朝,特別是近現代學者著述,在歷史、地理等方面,以及教育與社會等方面,作者均通觀而博覽,故其視野之開闊,內容之全面,為學界所僅見。因此,作者通過教育與社會相結合的研究,審視遼代中國北部邊疆社會治理, 闡釋其過程和規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全書由導論、 遼代的文教政策及其發展演變、遼代官學教育、遼代私學教育、遼代儒學教育、遼代宗教教育、遼代科技教育、遼代教育的歷史地位與歷史局限性等 8 章, 以及附錄中的遼代皇族教育、遼代女性教育、 遼代尚武騎射教育等構成,“系統地、全方位地研究遼代思想文化教育及其與遼代社會的互動關系,以及遼代思想文化教育在古代中國教育發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3]。 此書按照教育與遼代社會互動的研究思路謀篇布局, 通篇結構嚴謹,邏輯嚴密,在諸多方面進行新探索,取得新結論,堪稱一部學術價值高、現實意義強的學術佳作。

  二、窮盡史料,精耕細作,思路清晰而縝密

  如前所述, 遼史的研究的薄弱,“最根本的癥結,就在于史料太少”[4]。 所以,《教育與遼代社會》在撰寫的過程中,以“二重證據法”為基本方法,“除運用正史資料如 《遼史》《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金史》等外,還大量引用地理總志、地方志、行程錄、野史筆記、詩文、會典會要、歷代類書、歷史地圖、壁畫,如《契丹國志》《遼史拾遺》《全遼文》《遼代石刻文編》《遼史紀事本末》《五代會要》《續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續通典》《續文獻通考》等傳世文獻和考古、碑碣資料”[5]作者在窮盡史料的基礎上,精耕細作,終于有所創獲。

  上述史料的運用,在本書的各部分,均較常見。如關于遼代私學教育,作者即引用了《遼史》《遼史拾遺》《遼代石刻文編》《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讀史方輿紀要 》《爾雅注疏 》《周禮注疏 》《 儀禮注疏》《禮記正義》等多種書中的多條史料。 關于遼代天文歷法教育,作者引用了《晉書》《舊唐書》《新唐書》《契丹國志》《遼史》《遼史紀事本末》《遼代石刻文編》,以及《續文獻通考》《春秋左傳正義》《呂氏春秋》《石林燕語》《星命總括》《星命溯源》等多種書中的多條史料,結合《內蒙古巴林右旗罕山遼代祭祀遺址發掘報告》《河北宣化遼壁畫墓發掘簡報》等考古資料,全面展開論述。 因此,其探頤索隱,常有新意。本書相關史料的收集, 以及相關史料的運用,使作者“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遼代思想文化教育進行總體上的描述”[6]。 作者提到,“經過長期對遼代教育社會化功能的思考,確實收到一些始料未及的研究體會和心得,覓得一些相關議題,撰寫出一系列粗淺的關于遼代教育及其與遼代社會生活互動的學術論文”[7],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收集、整理遼代教育史料,展開更加全面的論述”[7],完成本書的撰寫。 作者厚積薄發,精益求精,故能舉重若輕,思路清晰而縝密。北京大學教授劉浦江先生說:“就遼金史目前的狀況而言,在資料極度匱乏且現有資料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窮盡史料’ 理應是當務之急”[9]。 本書作者正是這樣做的。 至于劉浦江教授所說:“史學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斷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方法,創造新理論”,本書作者,正是在挖掘新材料的過程中發現新問題,在專題研究的基礎上不斷向前推進的。在中國傳統斷代史學已進入“精耕細作”階段的今天,本書作者推陳出新的精神值得學習。

  三、以實證為基礎,開拓創新,走向“活”的制度史

  北京大學教授鄧小南先生說:“所謂‘活’的制度史,不僅是指生動活潑的寫作方式,而首先是指一種從現實出發,注重發展變遷,注重相互關系的研究范式。 ”[10]本書非常注重以實證為基礎,闡述遼代教育制度的嬗變在文教政策、官學教育與私學教育、儒學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中的體現及其與社會的關系,在教育與社會的互動中,闡釋中國北部邊疆社會走向文明化的過程和規律。本書在對遼代教育進行靜態分析的同時,注重對遼代教育的動態把握。在對遼代的官學教育與私學教育、儒學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等全面展開的同時,與遼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遼代社會各方面聯系起來, 闡明遼代教育與遼代社會的互動關系。 以遼代教育為中心,在對遼代教育進行全景式論證的同時,對遼代社會進行立體化的闡釋。 這樣的論證和闡釋, 從遼代的官學教育和私學教育起步,集中在儒學教育上,進而進行佛學和道學教育的論證,兼及遼代科技教育等各領域。但是,每一領域的論證,都是起于政治制度,以教育為中心,終于社會意義及其影響,兼及社會經濟、社會觀念、社會風俗等,這種總體布局和總體趨向,正是作者以教育為中心,通過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活化”遼代制度史的嘗試。這種嘗試,與作者的《科舉與遼代社會》一脈相承。 在本書的“后記”中,作者寫道“在讀博期間,我選擇‘遼朝科舉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目的是從科舉這個側面窺視古代中國統一王朝的科舉制度與契丹社會生活如何互動,以及契丹人建立起怎么樣的科舉制度。 因教育與科舉的關聯性,在全面研習遼代科舉史料的同時,也關注遼代教育史料。 隨著對遼代教育認知的不斷加深,探析遼代官學、私學的靜態問題的同時,還更多的關注于教育與遼代社會生活的互動關系。 于是,我研究的興趣點轉由從對遼代官學、私學的靜態描述向教育與遼代社會生活的動態把握上”[11]。 在《科舉與遼代社會》的基礎上,作者“經過長期對遼代教育社會化功能的思考”[12],完成了《教育與遼代社會》撰寫的相關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科舉與遼代社會》和《教育與遼代社會》是“姊妹篇”,是在實證的基礎上,開拓創新,走向“活”的制度史的過程中的系列成果的結晶。 對于制度史的研究,二者均具有重要意義。

  四、結合歷史與地理,聚焦熱點,彰顯現實關懷

  本書是在窮盡史料的基礎上撰寫成的,但并未局限于歷史,而是以歷史為基礎,通過歷史與地理相結合的途徑,聚焦于中國文化史和邊疆史研究的熱點,借助教育,探討中國北部邊疆社會治理的過程和規律,彰顯了作者的現實關懷。

  本書對遼代官學和私學的考證,通過歷史與地理相結合的途徑,多有可取之處,茲舉數例。如對遼代官學,以五京道為單位,其“州縣學古今地名對照表”, 是在一系列全面而詳實的考證的基礎上作出的。 在“遼代地方官學統計表”的統計數據的基礎上,結合遼代民族構成及地理環境,對遼代教育的地域不平衡性做了較全面的論述。 對遼代私學,對龍首書院以及醫巫閭山、太寧山、南山等辦學地點的結論,也是在一系列全面而詳實的考證的基礎上作出的。在此基礎上所做的遼代私學教育中的講學教育的論述,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實際上,以上網格式和散點式的歷史與地理相結合的論證是遍布全書的。因此,其結論“儒學的發達,學校的設立,科舉的實施,在提高中國北疆游牧社會文化素質、 促進中國北疆游牧社會進步的同時,通過儒家思想文化滲透到中國北疆游牧社會的諸層面,逐漸縮小中國北疆游牧社會與中原農耕社會之間的文化差距, 為中華民族的大融合鋪平道路”[13]有全面、詳實、可靠的基礎,對于說明教育與遼代社會,以至于對于說明教育與中國北部邊疆社會的關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總體說來,作為一部史學專著,《教育與遼代社會》 以教育與遼代社會的互動關系為主要思路,對教育對遼代中國北部邊疆社會治理的重要意義及其影響進行了全面的論述。在學界對遼代的教育制度進行較全面研究基礎上, 作者在遼代文教政策、遼代官學教育、遼代私學教育、遼代儒學社會化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等領域,精耕細作,通過多角度多層面的分析,增加了遼代教育史在中國教育史研究中的厚重。但是,《教育與遼代社會》的研究,雖臻于至善,但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其一,隋唐以來, 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對于中國社會治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者因史料所限,雖提到“遼統治者實行以儒學為主,糅合佛、道思想的政策, 不僅適應了遼代社會發展的趨勢,而且更有利于遼的統治,使遼代社會能夠安定、和諧、健康地發展”[14],但未能充分展開,綜合闡釋儒釋道三教合一對遼代中國北部邊疆社會的意義和影響。其二,作者已經認識到“遼代科技教育內容涵蓋較廣,大凡醫藥衛生、天文歷法、書籍印刷、冶金制造、紡織、建筑等各領域都含其中”[15],但因史料所限 ,本書只“選取醫學教育與天文歷法教育兩個領域作為個案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期望以此來窺視遼代科技教育的發展及取得的成就”[16], 未能充分展開全面論述。這一類課題,隨著相關史料的發現,本著作者在本書中體現出來的精耕細作的學術精神,必將在進一步的拓展研究中有新發展,在教育與遼代社會的互動關系的研究中,在教育與中國北部邊疆社會的互動關系的研究中產生新成果。綜上所述,《教育與遼代社會》的出版,提升了遼代教育史在中國教育史研究的地位,同時,也從教育的角度,拓展了中國北部邊疆社會治理研究的視域!督逃c遼代社會》將遼代思想文化教育與遼代社會生活實踐結合起來,全面、全方位地闡釋中原思想文化教育在中國北部邊疆各民族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實施過程,及其推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形成過程,對中國邊疆社會治理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由《赤峰學院學報》整理。

教育與遼代社會:從新角度審視遼代中國北部邊疆社會治理

期刊名稱:赤峰學院學報
主管單位: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
主辦單位:赤峰學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內蒙古赤峰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投稿郵箱:cfxyxbz@163.com

國際刊號:1673-260X
國內刊號:15-1343/N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6
注:本網站為投稿平臺,非雜志社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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