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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教育史研究的新篇章

2020-06-09 13:30:48

   要:高福順教授新著《教育與遼代社會》一書,以“教育”“遼代社會”兩個關鍵詞為主線,在系統探討遼代教育的基礎上,進而討論教育與遼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 全書除“導論”外,共有七章,外加三篇附錄。 該書視角新穎、引用廣博、完整周密,無論是選題還是內容撰述,堪稱近年來遼史研究最前沿的研究論著。

  關鍵詞:遼代;教育;社會;互動

  2019 10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系高福順教授所著 《教育與遼代社會》一書,該書是近年來關于遼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捧讀之后,獲益良多,故撰寫此文,愿將此書介紹給學界同仁,以期推動遼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一、對全書內容的介紹

  本書是作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遼朝教育及其社會影響研究”的結項成果,作者以“教育”“遼代社會”兩個關鍵詞為主線,在探討遼代教育的基礎上,進而討論教育與遼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在正式探討遼代教育之前,作者在“導論”中,闡述教育與遼代社會互動研究的重要性、學術史回顧、史料運用,以及研究方法與思路。正文除“導論”外,共有七章,外加三篇附錄。從內容上看,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遼代的文教政策及其發展演變”。從遼代文教政策產生的歷史背景、遼代文教政策的基本內容、 遼代教育的發展演變三個方面進行論述。指出隨著契丹文字的創制,以及遼代帝王、官僚貴族, 甚至是普通百姓對儒家思想文化的崇尚,儒家思想觀念深入人心。遼統治者還把儒家思想作為統治遼代社會的倫理道德行為規范準則,這為遼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創立、發展、演變創造了良好的氛圍[1]27。 將遼代文教政策的基本內容歸納為遼代“尊孔崇儒”、三教并行政策的施行,遼代設置教育管理機構,遼代收求中原儒家典籍,遼代實行科舉制度,遼代統治者擢用漢族士人,遼代統治者促進漢契民族文化交流六個方面[1]2735。 劃定遼太祖、太宗、世宗、穆宗四朝為遼代教育的創立期,景宗、圣宗、興宗三朝為遼代教育的發展期,道宗、天祚帝兩朝為遼代教育的興盛期[1]3644。

  第二部分,遼代教育的具體研究,包括官學教育、私學教育、儒學教育等方面。 官學教育方面,作者將遼代官學教育劃分為中央官學與地方府州縣學兩個類型,并就禮部、國子監在遼代官學教育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進行探討。 私學教育方面,作者將遼代私學教育界定為不由遼代官府主持,且不納入遼代學校制度之內的教學活動。在對“私學教育”全新界定的基礎上,作者對遼代私學教育活動的諸階段進行探討,不僅包括以識字、寫字為主的蒙養教育階段, 還包括以經史教育為主的私學教育階段。探討遼代私學教育的形式,不僅包括蒙館教育、私塾教育,還包括家學教育等[1]122。 儒學教育方面,作者詳細探討了以社會教化為核心的儒學教育,關注的重點為以儒家思想實踐為核心的儒學教育。包括遼代君臣中、軍隊中的儒學教育,以及以忠君觀念、孝道觀念為代表的遼代行為規范教育等方面。此外,作者還探討了以佛學教育、道學教育為代表的遼代宗教教育,以醫學教育、天文歷法教育為代表的科技教育,以及皇族教育、女性教育、尚武騎射教育等教育內容形成的歷史背景、 運行機制、社會意義及其影響。

  第三部分,“遼代教育的歷史地位與歷史局限性”。作者指出,遼代教育具有使習經讀史成為社會生活時尚、促使中國北疆游牧民族的儒家思想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促使中國北疆北方游牧民族對儒家思想文化的認同、加速漢契一體的民族大融合的實現等積極意義。 同時,遼代教育也具有地域發展不平衡、發展相對滯后等歷史局限。

  二、特色與創新性分析

  介紹該書內容之后,就筆者識見所及,下面對高福順教授《教育與遼代社會》一書的特色與創新性試做評述。

  首先,選題新穎,承前啟后。 高福順教授《教育與遼代社會》一書,堪稱海內外學界從“教育”與“遼代社會” 互動的視角出發研究遼史的最新前沿著作。 張志勇在總結近三十年遼代教育研究時指出,遼代教育研究存在“研究內容還不夠全面、細致、深入”,“教育和科舉區分不明顯”,“社會教育、專業教育、家庭教育、寺院教育等方面欠缺”等問題[2]344。 從海內外學界現有研究來看,從“教育”與“遼代社會”互動的視角審視遼朝歷史的論著更不多見,現在似乎只知道有黃鳳岐《論遼朝的教育與科舉》[3]91-96、顧宏義 《遼代儒學傳播與教育的發展》[4]89-95、 李文澤《遼代的官方教育與科舉制度研究 》[5]60-64、 曹顯征《遼代的孝道教育》《遼代的忠君教育》、①周俊兵《試述遼代之醫學教育》[6]24-25馬志強 《略論遼代西京的文化教育》[7]146-148、朱蕾等 《遼朝時期阜新地區的教育狀況研究》[8]90-94、109等。 足見迄今為止學界對遼代“教育”相關問題及其與“社會”互動關系問題還沒有充分認識。

  高福順教授經過近二十年的潛心研究,基本解決了上述遼代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高福順教授在遼朝教育的發展演變[9]118-120、遼代五京官學教育、②私學教育[10]137-144、蒙養教育[11]62-66、女性教育[12]1-10、醫學教育③、佛學教育[13]1-8、道學教育[14]149-157等問題上,皆有著扎實的研究,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基本理清了遼朝教育中的社會教育、專業教育、家庭教育、宗教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如上所述,《教育與遼代社會》一書,是高福順教授對多年來研究成果匯總、修訂、補充的集大成之作,有著清晰醒目的題目,且全文緊扣主題展開!督逃c遼代社會》一書,與高福順教授的博士論文《遼朝科舉制度研究》[15],以及在此之上完善出版的 《科舉與遼代社會》一書[16],互為補充 ,將遼朝科舉與教育之間的區別與聯系,通過詳實的研究,展示給學界,使相關問題步入新的研究階段。

  其次,系統深入,新論頻出!督逃c遼代社會》一書最大的亮點在于,作者系統梳理了遼代教育中的所有相關問題,包括官學教育、私學教育、儒學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皇族教育、女性教育、尚武騎射教育等方面,系統研究每個教育模式的形成背景、教育途徑、社會意義及其影響,其中教育途徑研究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方面。

  在研究遼代私學教育時,作者將遼代私學教育劃分為初級與高級兩個階段。 初級階段為蒙養教育,分為家學教育與蒙館教育兩種形式。 高級階段包括以家庭為背景的家學教育、以庠校為依托的私塾教育、以私人組織為核心的講學教育、以學者個人為主體的自學教育四種類型[1]126、137。在研究遼代儒學教育時,作者指出,遼代統治者通過神話故事、舉行儀式、強調君權神授、勸誡恪守、詔令諭教、獎勵懲戒、忠君報國等多種教育方式大力提倡和廣泛宣傳儒家思想觀念中的忠君觀念與行為規范;通過詔令、崇老敬老、獎勵機制、言行、教化機制、刻石壁畫等方式來提倡和宣傳儒家孝道觀念[1]193-205、218-225。

  在研究遼代宗教教育時,作者指出,遼代佛學教育的主要途徑包括以寺院教育的方式傳授佛學、以佛學大師大德侍講方式講授佛學、以設置宗教邑社的方式普及佛學教育、以居家修佛方式接受佛學教育等。遼代道學教育的主要途徑包括以道觀教育的方式講授道學、以道學法師侍講、陪讀方式傳授道學、以民間活動方式傳授道學等[1]257-282、304-310。在研究遼代科技教育時,作者指出,遼代醫學教育的主要途徑包括以私學教育的方式傳授醫學與通過對外交流方式接受醫學教育兩個方面,遼代天文歷法教育的主要途徑除私學教育傳授與對外交流引入外,還包括著書立說普及天文歷法知識教育等方式[1]328-330、340-345。在研究遼代皇族教育時,作者指出遼代皇族教育的運行模式包括設置惕隱官職、設置帝王侍讀學士、設置太子伴讀之官、設置王傅府和諸王文學館等[1]369-376。在研究遼代尚武騎射教育的運行機制時,作者指出包括遼代皇帝四時捺缽的射獵教育、遼代儀式活動中的射柳教育、遼代的擊鞠教育、遼代各種集會的角抵教育、遼代將士的四時講武教育等[1]397-428。除系統梳理外,《教育與遼代社會》一書在個案研究等細節上亦新意連連、新論頻出。 如作者在研究遼朝國子監相關問題時,通過詳細鉤沉上京國子監與中京國子監的設置過程,指出二者不應同時存在[1]57。再次,自成體系,理論升華。 本書是作者對“遼朝在中國古史譜系中的歷史定位” 思考的一個方面。 作者指出:

  南京學是五京學的教育核心,成為南京地區的教育中心的同時,也承擔著把儒家思想文化教育向中國北疆游牧地區傳播與普及的任務。東京學在原有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基礎上, 向邊疆地區傳播。西京學、 中京學作為聯結南京學和上京學的橋梁,為儒家思想文化向中國北疆游牧地區的傳播與普及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上京學是中國首次在北疆游牧地區設立國家級的最高學府,為北疆游牧民族認同儒家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1]115。作者提出,遼朝在中國北疆民族地區設置地方官學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遼朝統轄中國北疆民族區域之前,類如遼朝大規模地向北疆民族區域傳播儒家思想與文化是絕無僅有的。遼朝在中國北疆民族對儒家思想與文化的崇尚與普及的過程中發揮了空前重要的作用[17]115-122。

  不僅如此,《教育與遼代社會》一書,既注重遼代教育的繼承性,又強調遼代教育的創造性與獨特性。 如作者指出,遼代官學教育在繼承唐朝官學教育的基礎上又形成自身的鮮明特色。 五京學的創立,正是遼代官學教育的創舉[1]115。 同時《教育與遼代社會》一書,注重動態、聯系的考察遼代教育體系。 作者探討了遼代官學與私學教育之間的關系,遼代官學、私學與儒學教育之間的關系等。最后,引用廣博,精耕細作。 高福順教授在《困厄與挑戰:當下遼史研究的方法論芻議》中曾經指出:“對于遼史的研究, 迄今卻一直處于落后狀態,究其原因,除受正統觀念的桎梏外,主要還是史料的匱乏。 這種情況下,當下研究遼史的學者應遵循窮盡史料、精耕細作的方式,這也是目前史學研究的基本動力與價值取向。 ”高福順教授指出,“考量‘窮盡史料’之路徑,應在文獻資料、碑刻資料、宋人筆記、后世研究上下功夫”,“在‘窮盡史料’后,研遼史的學者就應要立足于史料所透視出的歷史信息,發現新問題,提出新方法,創造新理論。 ”[18]11-12《教育與遼代社會》一書,正是高福順教授貫徹其“窮盡史料”“精耕細作”遼史研究方法論的力作。筆者統計書后所列“參考文獻”,除去學者們常常引用的正史二十四史外,作者還列有中朝韓現存其他史書,包括政書、地志、文集、筆記、行程錄、石刻墓志等約 70 余種。除去原始史料外,作者還引用中日韓學界研究成果, 在有效支撐作者論點的同時,也提升了本書的國際化學術視野。 書中引用論著約247 種,基本囊括了中日韓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重要研究成果。采用如此多的史料和多種文字的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作者對相關問題研究深度的精準把握,而且使作者掌握了最新的研究動態,站在已有研究的最前沿,有利于得出相關結論!督逃c遼代社會》一書,以遼代教育與社會的互動為切入點,以將近 38 萬字專門闡述遼代官學教育、私學教育、儒學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皇族教育、女性教育、尚武騎射教育與社會生活諸領域之間的互動關系,幾乎窮盡遼代教育領域的所有問題,可謂是當前最為系統、全方位研究遼代教育之力作?梢哉f,高福順教授完全貫徹了其提出的在 “窮盡史料”的基礎上由“拓荒粗放”走向“精耕細作”的遼史研究方法論,將遼史研究向前推進。

  三、相關延展性評論高福順教授在書中反復提到,節度使州無一州設置州學[1]77、84、89、106、113、358-360。實際上,遼代節鎮中存在州學。近年來,陳俊達提出遼代“節鎮體制”概念,指出遼代節鎮除本州(治州)外,亦下轄支州(屬州)。節度使通過帶本州刺史銜管理本州,同時加觀察使銜統領支州[19]67。 唐朝隨著節度使制度的確立,特別是在節度使兼任觀察使及其治州刺史后, 一州之中,便出現了節度觀察使屬官機構和州刺史屬官機構并存的狀況。 為了加以區別,節度觀察使的屬官衙門被稱為“使院”,州刺史下屬的衙門被稱為“州院”[20]171-172。 遼代節度使同樣兼任觀察使與治州刺史,元代史臣修史時,由于不了解遼代節度使兼觀察使與治州刺史的情況,故在《遼史·百官志》中只列舉部分節度使僚佐,而對節度使兼任的觀察使與治州刺史下的僚佐付諸闕如,④從而造成一種遼代節鎮內部似乎不存在州學(官學)的錯覺。遼代節鎮內部存在州學在史料中亦有所體現,重熙十三年(1044)《沈陽塔灣無垢凈光舍利塔石函記》中有“前川州官學李定方”的題名便是明證[21]352。此外,統和二十六年(1008)《常遵化墓志》載,應歷十年(960),常遵化擔任“霸州文學參軍”[22]127。 霸州彰武軍,是時尚未升為興中府。 據《新唐書·百官志四下》載,唐制,上州有“文學一人,從八品下”[23]1317。又載“武德初,置經學博士、助教、學生。 德宗即位,改博士曰文學”[23]1314。 知文學即博士,遼朝在節鎮中設置官學,由文學(參軍)負責教授官學課程?傊,高福順教授的《教育與遼代社會》一書,在研究理路與范式上具有極強的示范意義,必將促使更多的學界同仁從“社會”互動的視角出發去審視遼史相關問題。高福順教授提出的關于遼朝在中國古史譜系中定位問題的新思考, 以及 “窮盡史料”、“精耕細作”等遼史研究方法論,也應當會成為突破當前遼史研究瓶頸的有效手段之一。 最后,我們期待作者進一步完善已有的理論體系,發掘新的研究課題,為遼史學界再立新功。

  本文由《赤峰學院學報》整理。

遼代教育史研究的新篇章

期刊名稱:赤峰學院學報
主管單位: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
主辦單位:赤峰學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內蒙古赤峰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投稿郵箱:cfxyxbz@163.com

國際刊號:1673-260X
國內刊號:15-1343/N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6
注:本網站為投稿平臺,非雜志社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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